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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王旗简史

lv29049383 于2020-05-18发布 | 4月出游 | 浏览146次

前言

战国至秦、汉时,今天的四子王旗地域属匈奴的领地。西汉时,匈奴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境内建立了政府机关——中部单于庭。

北魏前夕,拓跋氏鲜卑在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土城子)设立北都,建立代政权,续据匈奴故地,四子王旗地域又为鲜卑所有。北魏帝国建立后,为了抵御北方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柔然汗国的南侵,沿边建立了一些军镇,其中的六个最为重要,称为六镇,其中之一的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县、抚冥镇位于今四子王旗境内。这六镇在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驻扎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兵强马壮。但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六镇逐渐沦为荒凉的边陲,数百年间再无当权者问津。

隋唐时,突厥又在今和林格尔境内建大利城,对周边地区进行管辖。以后的辽、金(金代的净州治所在今四子王旗城卜子村,砂井治所在今四子王旗红格尔)、元、北元、清历代,这里是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汪古部游牧部落(景教教徒)、女真、鞑靼、瓦刺(厄鲁特蒙古)、蒙古四子部落相继生息之地。金代为防御北方各部所修建的长城曾东西横贯四子王旗境,但今日陈迹已少见。历史上四子王旗拥有“草过于马背,择水而栖,择沃而耕,水草肥美”的优良牧场,但时至今日,这一景象再也见不到了。

在蒙古人的传说中,是“苍狼”与“白鹿”缔造了蒙古民族。在这些“苍狼”与“白鹿”的后裔里,不仅诞生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出现过“一代神弓”哈撒儿。蒙古四子部落的历史,正可上溯至这位伟大的射手——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儿(《清史稿》中作“哈萨尔”)。哈布图▪哈撒儿是也速该的第三个儿子,公元1164年出生,是铁木真的同母兄弟,与铁木真一直感情很好,在他未成年时就协助铁木真用弓箭射杀了他的异母兄长别克台尔。《蒙古秘史》记载,在铁木真针对乃蛮部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中,哈撒儿统率中军,初次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领导才干。后来,他在为蒙古帝国征战的辉煌一生中以精湛的箭术和无畏的斗志闻名于世,战绩不可胜数,是大蒙古国的缔造者之一。“哈布图▪哈撒儿”是个从多瑙河到白令海让大地都感到战栗的名字,他的子孙中载于史册者就不下数百人,其后裔科尔沁部是蒙古族最繁盛的部落。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 建立大蒙古国后,给予哈撒儿额尔古纳河和海拉尔河附近的封地。哈撒儿家族曾在中亚地区(呼罗珊)试图拓展领地,但统治时间延续很短,尔后大多数哈撒儿后裔均游牧于今天的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三省一带。哈撒儿家族传至七世阿克萨噶勒代,其长子阿鲁克特穆尔,于公元1425年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即阿岱汗。他将哈撒儿家族的势力扩展到兴安岭以南的兀良哈三卫之地。阿鲁克特穆尔即为日后的内扎萨克八部之祖。此八部为:科尔沁、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扎赉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拉特。次子乌鲁克特穆尔与兄长因为属民问题发生纠纷,则率福余卫乌济叶特人为主的部分属民西迁,后成为风格迥异的厄鲁特蒙古之组成部分和硕特部,在西蒙古游牧。公元1438年,也即中原明朝的正统年间,阿鲁克特穆尔和其属臣阿苏特部首领阿鲁台一起, 发动了针对厄鲁特蒙古的战争,当时厄鲁特蒙古与明朝正进行短暂而貌合神离的合作。但此役并未获胜,阿鲁台和阿鲁克特穆尔反而被杀。阿鲁克特穆尔死后,科尔沁之额罗古特部锡古希台巴图尔因怨恨阿鲁克特穆尔而迁徙至嫩江流域。

此次战争之后,孛儿只斤氏在蒙古汗国(北元)的地位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蒙古。明朝中期,科尔沁部在蒙古汗国政权内部战争中也取得过一些对其他部落的胜利,但并未继续明显扩大其领地。到了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察哈尔达延车臣汗王朝时期,科尔沁部落与忠于达延汗的其他部落一起通过战争,将厄鲁特蒙古驱逐到了漠西。此后一段时间,因为这片土地上相对安宁的局面,科尔沁蒙古的人口数有了较大增长,曾达二十万人之众。达延汗于公元1517年逝世之后,漠北发生了兀良哈部的叛乱,公元1524年波及到漠南地区。科尔沁王孛鲁乃齐王的次子图美尼雅哈奇的长子奎猛克塔斯哈喇一系为了逃避兀良哈部的威胁,陆续迁徙到漠南东部嫩江流域,称嫩科尔沁,以区别于科尔沁部。在相当于明朝后期的十六世纪末,科尔沁蒙古人在察哈尔图门扎萨克图汗的影响下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归顺了黄教,这片草原上沸动的血液开始变得温顺,对于铁与火构成的征战渐渐缺少了足够的兴趣。

哈撒儿家族传至十三世为图美尼雅哈奇,图美尼雅哈奇的次子巴衮诺颜,留牧于呼伦贝尔地方。巴衮诺颜的长子昆都伦岱青,其部称阿鲁科尔沁(蒙语“阿鲁”意为“山北”),以与嫩科尔沁区分;巴衮诺颜的三子诺延泰(哈撒儿第十五代孙),诺延泰生有四子,为僧格(号称“贤锋”)、索诺木(号称“达尔罕台吉”)、鄂木布(号称“正台吉”)、伊尔扎木(号称“贤台吉”),四子分牧其地,统称四子部落。其时已是汉地的明朝万历年间,蒙古汗国的政权在察哈尔林丹汗手中。阿鲁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以及乌拉特、茂明安、翁牛特等部落统称阿鲁蒙古,属察哈尔林丹汗(执政时间公元1604~1634年)管辖。可惜,察哈尔林丹汗虽是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嫡裔,却生不逢时,空怀一腔光复祖先荣誉的雄心。当通古斯种的满洲人崛起于东方后,漠南蒙古人的自信力便被满洲八旗彻底征服,林丹汗便失去了统驭漠南蒙古各部的能力。后金天聪四年十一月,阿鲁科尔沁部迫于形势压力,在昆都伦岱青的儿子、新的部长达赉的带领下脱离林丹汗控制,不得已归附了后金皇太极政权。四子部落也于此时在伊尔扎木带领下和阿鲁科尔沁部一起归附后金。科尔沁部已先于诸部在几次战争后归附了后金政权,而且是最先归附后金政权的漠南蒙古部落。这也是蒙古大汗第一次失去哈撒儿后裔的支持。从此,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等以忠诚的纽带和封建的效忠誓言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荣誉和血统(顺治皇帝福临的母亲博尔济古特氏即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顺治帝可怜的第一个皇后也出自科尔沁部,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咸丰年间勇冠蒙旗的僧格林沁即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等等)联系在一起,有清一季,倍受恩宠,直至清朝灭亡。满洲人的这种广泛的和亲政策在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也奠定了形式上的“满蒙一家”的基础。天聪四年。四子部落以伊尔扎木为代表,给皇太极献上了骆驼、骏马、貂皮等,受到了皇太极的赏识。此时“九白之贡”尚未成定制。

天聪五年,后金政权与明朝军队的战争在辽东如火如茶地展开,僧格随后金军在对付明军的大凌河之役中击败明军锦州的援兵,并抓获了一百多名俘虏,僧格以战功受到皇太极的赏赐。天聪六年,僧格随皇太极军出征漠南蒙古的最后一个政权实体察哈尔林丹汗,战争断断续续,直到天聪九年。在此期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等多次向皇太极进献驼马等物,亦受到很多赏赐,四子部落与后金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进献与赏赐的关系颇似“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对于皇太极来说,政权的稳固是最重要的,那些象征意义的“贡物”,所起的仅是羁縻作用而已,往往“中央政权"的赏赐要数十倍于他们的进献。相对科尔沁部而言,四子部落实力较逊,因之爵位亦较之为低。鄂木布等当时的爵位是贝勒。随着察哈尔林丹汗政权管辖区域的萎缩,东蒙诸部落开始向西移动他们的牧场,四子部落于是从兴安岭下西行到了阴山北的锡拉木伦河(塔布河)流城,以防守阴山各口。至此,科尔沁系列蒙古人领地的扩展与部落的迁徙活动宣告终结。

天聪六年(公元1633年),四子部落、乌拉特前、中、后三部、茂明安部落、喀尔喀右翼部落(即后来的达尔罕旗)等六个部落首次会盟于四子部落境内乌兰察布地方,故有乌兰察布盟之称,该名称延续至今。天聪八年,后金创建“蒙古衙门”,总管内扎萨克蒙古事务。后又于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此制终清未改,延至民国元年。天聪八年,鄂木布奉旨任四子部落扎萨克(“扎萨克”乃执政者之意,不是爵位,更象是一种行政职务,汉语可作“旗主”理解),即正式享有后金爵位。是年,后金政权派大臣赴硕翁科尔为四子部落确定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游牧的边界。蒙古大汗察哈尔林丹汗先期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失利后,率部十万余众移奔青海,于天聪九年夏天在大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一病身亡。伊尔扎木协助后金军收降了林丹汗的儿子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未料到额哲给皇太极献上一颗无价的宝物——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伊尔扎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得到玉玺后,皇太极非常高兴,于名于实都得到了满足。现在的状况是满洲、蒙古已尽在麾下,后金的强大对手就只剩下长城以南的明王朝。塞北听不到了战争的鼙鼓声,皇太极便着手改革已归顺的蒙古各部,以适应日益扩大的战争需要。天聪九年,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为规范蒙古各部的军事制度之始。环视关外,已无敢侧目者,皇太极看到了扫平寰宇的曙光,遂于次年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即是清室初肇。四子部落其中功不可没,自然恩宠有加。清室起码在形式上并不亏待蒙古各部。不比当年的朱元璋洪武皇帝,狡兔还没死尽,走狗就给烹绝了。

四子部落西迁后,开始大规模兴建喇嘛庙,一时间草原上召庙林立,至清末,已有二十四座雄伟的召庙,鼎盛时期有喇嘛三千多名。由此推测四子部落蒙古族男女人口当在一万二千以上,在蒙古各部中算是较大的部落。四子部落游牧地包括瀚海通往阴山南麓的军事要冲白道岭(今蜈蚣坝),所以满洲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四子部落的地位。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政府对已经归附的朝鲜下诏书,四子部落的伊尔逊德陪同清廷官员前往平壤,在路途中遇到明军驻守皮岛的精锐部队,结果伊尔逊德毫不畏惧,并击杀二人,顺利完成使命,以其勇武得到清政府的赏赐,也为四子部落增添了荣誉。就在该年,清政权授予鄂木布“达尔罕勇士”的称号。谕其统领四子部落,并设“四子部落委员”,以应日常行政事务。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伊尔扎木率四子部落蒙军随睿亲王多尔衮和克勤郡王岳托的清军进攻山东济南的明军,破济南。科尔沁等部落和察哈尔各旗均受清军指挥参与了战斗。此役共下五十余城,明人称为“戊寅虏变”。这一期间,满、蒙军的矛头所指,主要是明朝北方的军队。当时的蒙古部落大多数并未仿行满洲八旗的军事制度,在军事指挥方面相对独立,部落内部的管理基本自主[蒙古部落的军政合一体制,依旧是成吉思汗时代确定下来的,自上而下依次为:扎格兰(盟)、爱马克(部)、库西昆(旗)、苏木(骑兵中队)] 。而清廷虽然希望满蒙军队都依旗制,但当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明朝,无暇对蒙军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崇德六年,在辽东松山的战役中,四子部落的蒙古将士英勇奋战,立下赫赫战功,受到清廷的多次赏赐。顺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军随清军入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李自成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士气已大不如前,再加上从没有与满蒙军作战的经验,一触之后如惊弓之鸟,在狂飙般呼啸而来的满蒙骑兵面前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溃退千里而至山西。这样,四子部落又为清军入关立下功勋。顺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南下征讨残余明军。此时,中国的多民族大一统状况基本稳定下来,军事上的宁静之后,伴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革。

顺治六年四月,顺治帝考虑到东蒙各部“效力有年,功绩卓著”,遂言“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随之朝廷给予鄂木布扎萨克“多罗达尔汗卓哩克图郡王”世袭称号(多罗郡王乃是仅次于和硕亲王的爵位,居清季十四等爵位之二,“多罗”系满语“执政”之意),四子部落以其开国之勋成为内扎萨克二十四部(所谓内蒙古之始也)之一,从此,四子部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顺治年间,除早已实行八旗制蒙古八旗外,蒙古各部落纷纷进行旗制改革,内扎萨克二十四部一共设立四十九旗。四子部落牧地虽广,但人口不丰,只设一旗。顺治八年,正式设立四子王旗,属外藩蒙古。旗设一扎萨克(满洲八旗每旗设一“固山额真”,级别正一品。蒙旗的扎萨克是“旗主”之意,级别和爵位并不统一),以郡王任职,下设协理旗务二人,再下设参领数人。每一参领下设六佐领,四子王旗扎萨克下共设二十佐领(佐领是正四品军职,是旗内的基层军官);扎萨克驻乌兰额尔济坡(而非现在的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当时的乌兰花默默无闻)。单从管辖人口与官员级别的角度而言,满蒙与汉地差异太过悬殊。蒙古一旗,军士至多千余,人口不到一万,而旗主可至正一品;内地譬如湖广,辖两省,人口过千万。带甲之士(包括绿营、土兵等)多至十万,而总督级别从一品,反而低于旗主。个中缘由《(清史稿》中《八旗》一卷说的明白。满蒙八旗是立国之基,是军队的精锐、国家的支柱。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汉,回等地不过如羊之皮毛,故慈禧太后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百万国土,轻易沦于敌手,眼都不眨一下。清廷每有蒙古一地,即广设台站,早期主要用于屯兵驻防。后兼有兵站、交通站、邮递站的性质。

鄂木布于顺治十年逝世,在王位十九年。鄂木布长子巴贝于该年继袭王位,后于康熙二年逝世,在位十一年。巴贝长子沙嘎达尔于康熙三年继任王位,康熙十六年逝世,在位十四年。鄂木布是位文武双全的王爷,他号召旗民“崇文习武”,发扬蒙古民族的灿烂文化和教育传统,使四子部落成为一个英勇善战、精明强悍的部族。

康熙七年,四子部落粮食不能维继,于是向北京请求赈济,康熙帝下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和宣府(今河北宣化)以储备的粮米运往四子部落。康熙十三年,陕西王辅臣叛乱,次年,四子部落蒙军由宁夏进剿叛军;之后,在太原、大同一带设防。康熙十五年,吴三桂叛乱,四子部落蒙军南下河南省一带助剿。康熙十七年,厄鲁特蒙古一部东窜,掠夺乌拉特部,四子部落受命前往布防,对厄鲁特蒙古严加防范。康熙二十年,四子部落部分部众又陷入饥荒,中央政府谕示大同、宣府赈济四子部落,并谕察哈尔蒙古在牧业上支援四子部落。康熙二十九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对北京的清政府公开进行言语和军事上的挑衅,除厄鲁特蒙古的部分部落外,蒙古各部大都反对噶尔丹的主张,尤其是与清室一向互为唇齿的“科尔沁系列”。四子部落亦于是年挑选精锐士兵赴图拉河侦察准部动向。当时正好噶尔丹千里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于是四子部落蒙军在归化城协防,不久战事缓和而撤返牧地。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与噶尔丹在昭莫多(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决战,双方都投入精锐兵力数万。四子部落蒙军在大将军费扬古麾下也参加了该次战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清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败亡,战争平息,四子部落蒙军获得清廷嘉奖。

宇内硝烟依旧未能散尽,雍正九年,准噶尔部首领不甘心“平淡”,非要在西域打出一个强大而完全独立的准噶尔汗国,并不断袭扰清国边境,这显然并非适时之举,草原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新首领噶尔丹策凌是个彻底的冒险主义者,可惜的是,他除了自己之外,还将整个部族(约六十万人口,是当时全蒙古最大的部族)绑在了战马之上。是年,四子部落应清室之召,又出兵与清军一同作战。清军与准部的战争历经多次,断续绵延到乾隆年间。战争胜利后,倔强的准噶尔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广袤的天山南北,被杀得见不到一顶蒙古包(清军行军中只要见到准噶尔毡帐,便纵马而至,以快刀断其“哈纳”——编织蒙古包围圈的柳条,蒙古包随之坍陷,再戳其间蠕动者,其状言之不忍;准噶尔人即使警于马蹄声而立于蒙古包外,但以一家老幼面对精锐八旗,唯引颈受戮而已)。蒙古其他各部与准噶尔部作战时,丝毫不会因同语同族而手软。一则准部在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其他各部多惧且恨之;二则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更多的是部族概念,故令满洲人有隙可乘,分而治之。历史上“兄弟阋于墙”,作“煮豆”之急的恨事屡见不鲜。

乾隆四年,建成绥远城及绥远城将军衙署,设正一品绥远城将军一名,直接管辖绥远、归化、山西右玉等地,并对周边很多行政区域具有节制权力。四子王旗亦在其节制范围之内。

沙嘎达尔长子丹巴彭苏于康熙十七年继任王位,康熙三十一年逝世,在位十五年。丹巴彭苏长子桑吉扎布于康熙三十一年继任王位,康熙四十九年逝世,在位十九年。桑吉扎布长子阿尔巴登道尔吉于康熙四十九年继任王位,乾隆三十六年因患重病辞去王位,在位六十二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王爷。阿尔巴登道尔吉二子齐林旺吉拉于乾隆三十六年继任王位,但于当年逝世,在位不足一年。阿尔巴登道尔吉三子若希阳丕勒于乾隆三十六年继任王位,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逝世,在位十四年。若希阳丕勒长子彭楚克双日布于乾隆四十九年继任王位,道光五年逝世,在位三十五年。彭楚克双日布长子伊什楚克鲁布于道光五年继任王位,道光六年以僭妄削爵,在位二年。

经嘉庆、道光、咸丰之后,大清帝国走到了同治年间,开始现出千疮百孔之像。同治年间,白彦虎、马占鳌等伊斯兰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回民军在西北同清军作步步为营惨烈的阵地战,捻军骑兵在中原一带展开飘忽不定的运动战,清廷为防止回民军东进,进而与捻军在军事上协同对抗清军,遂命察哈尔副都统(察哈尔的军政副长官,官阶正二品)杜噶尔在四子部落领地驻军,并向四子部落征调大批驼马。南方的太平天国是清朝的心腹大患,国库几为之空,清廷遂鼓动蒙古王爷们向中央“主动”捐献银两,四子王旗扎萨克自然不能例外。同治十一年,肃州回民军东进至乌拉特旗,杜噶尔遣兵堵防,军需重担落在了邻近的四子部落与喀尔喀右翼部落身上,但其时蒙古各部苦于差役繁重,对于频繁的政府征调已不感兴趣,经济发展也由于多种原因停滞多年,不敷调遣。所以各部虽然口头上应允,实质的行动往往敷衍其事。清廷频繁用兵西北,多需蒙古各部落出人出马,残酷的战争和与近代社会发展不相称的原始牧业经济使各部落民生凋零,有的部落已经面临人口锐减的地步。同时,内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牧业经济相形见绌,这时,内地汉籍农民往往迁居长城外寻找农业发展的机会,这种农业经济模式的“入侵”,不仅改变了蒙古部落的牧场,而且对他们质朴的思想也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在军事上,蒙旗军制在早期与明军作战及雍正、乾隆年间征讨准、回部中,均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咸、同之后,却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渐同虚设。自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中殒命疆场后,蒙旗威仪便一去不返,在大清帝国军事舞台上渐渐接任主角的是模仿西洋军队的新式练军。这种状况对于蒙古各部来说很残酷,却的确是事实,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蒙古各部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在发生着严重的危机。

从道光年间开始,内地农民往往只要支付并不多的银两就可以在蒙古人的牧地耕种。据一位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他说蒙古人总是很朴实,对于银两多少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而内地迁往口外的农民迫于生计,必然是锱铢必较,这种“世故”程度上的差别,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各项交易中蒙古人总是吃亏。而且,因为当时的某种原因,农民租种蒙古部落的牧地后往往逃避官府的税收,而只向蒙古牧主缴纳很少的租金。这种情形在官府的文件里称作“私垦”,是必须严厉禁止的违法行为。四子部落牧地在归化城北,离农业区城并不远,也处于私垦蔓延的境地。光绪十年,在四子部落境内农业区域设陶林厅,以管理移垦事务。行政上并不对蒙旗负责。是为绥远境旗、厅并存,蒙汉分治之始。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察哈尔最高军政长官,官阶从一品)绍祺在前往调解土默特部落与达拉特部落牧界争端的途中经过四子王旗,发现了私垦现象,再加上四子部落多年来对于支差采取消极态度,便上奏北京,对四子部落不积极支差和私垦泛滥提出了批评意见。但蒙古各扎萨克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上归理藩院直辖,地方政府不能实施或不能直接而完全地实施行政管辖权,故纵使有不满意见,也只能通过理藩院再作理论。这次上奏后的处理结果与这位都统大人的期望一样,四子部落受到了中央政府温和的批评。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与天主教的争端在华北纷起,“仇教”活动展开。设在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的教堂于该年八月也受到当地蒙、汉民众(实以清军为主)的猛烈攻击,教堂被完全烧毁,打死荷兰籍教士三名、当地教民一千余人。朝廷对于藩属的“过错”,向来都是“地方惹祸,中央掏钱”,结果是朝廷赔偿给受损失的教堂十一万两白银。据西方的记载,当时的内蒙各旗几乎遍设教堂,而且信徒甚众。牧师中法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等等都有,在为当地带去基督教的同时,也带去了医药和其他一些先进的技术。当然,也有一部分牧师和信众在干着一些与宗教精神相违背的可耻的勾当。义和团从简单的逻辑和口号出发,扩大了打击面,所引起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当地法制的无序,这必然遭官府所不容。当时的四子王旗境内的汉族居民(大部分是来自山西的农民)已成相当势力,发生过激行为时由于蒙旗政府力量有限,后果必然难测。中央在支付巨额赔款后(在内蒙古仅口外七厅和西部各盟旗被迫向天主教堂的赔款就达一百三十五万两白银),所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将蒙旗官员严厉斥责。

又过了三年,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回民起义军所引起的大清帝国西北区域的动荡被来自南方的地方武装“湘军”、“淮军”彻底平息之后(在这些“新式”的战役中,蒙旗已经不能做得更多,而且此时各部落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为零,旗军战斗力反而下降),清廷在四子部落南境设武川直隶厅同知(正五品地方官),府治设于乌兰花。也就是现在的四子王旗旗政府所在地,但常设机构暂寄归化城。武川直隶厅归山西管辖,辖区包括原四子部落、茂明安、喀尔喀右翼的部分蒙汉居民。回民军引发的动荡导致大清帝国的军事制度开始向更加实用化、西洋化的方向迈进。虽然做得还远远不够。山西大同镇成立了采用现代军事制度的新军,就在武川境内设防。短短数十年以来,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这些不再属于中世纪的事物,对思想依旧停留在成吉思汗时代的四子王旗的贵族们产生了深刻的触动,但他们的作为却总是相对迟于时代的变迁。

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内蒙古和大清国其他地区一样开始推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开放边禁,大举移民垦殖;开办银行、邮政、厂矿、铁路;加强警政、司法;广置厅县,改设行省;创办新式学堂与文化设施等。此外还允许官方或私人与外商合资兴办工矿企业等。内阁中书锺镛于光绪三十二年提奏蒙古事宜十四条:“移建理藩院,变通理藩院官制,行殖民策,移八旗兵饱于蒙古,复围猎之制,借债筑路,设银行,铸造银铜元。兴矿产之利,屯垦之利,商牧之利,森林之利,榷盐之利”等。但实际上的一个目的是政府可以借此搜刮资金,偿付对外赔款,故借口“移民实边”、开放“蒙荒”,加强边备等等。政府在内蒙古东、西广大地区设立垦务机构,大量丈放,掠卖牧场和已耕土地。在丈放过程中,蒙古王公乘机捞取厚利,清朝官吏贪污中饱,蒙、汉地主包揽大片土地转手渔利,严重影响了当地蒙、汉各族人民的生计,破坏了农业生产。作为“新政"的一个具体措施,管辖范围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绥远城将军贻谷在其辖区内大力督办农垦事务。较之其他地域,四子王旗境内毕竟水草还算丰茂,贻谷便在请示北京后,着手在四子部落的部分牧区实施大面积垦种。这样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大批来自内地的擅长耕种的汉人向草原移民,蒙古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反而逐渐成了人口数量上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个他们当时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不合适的垦殖使原生草原大面积的退化,直至荒漠化。

四子王旗的上层贵族对于垦务的态度是消极的,拉旺那尔布王爷曾领导了光绪二十几年的反垦斗争,组织乌盟诸王爷联衔发表“反垦呈文”,对于维护民族利益,垦田废牧的弊端有着相当的远见卓识。伊盟抗垦遭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后,乌盟迫不得已,也于光绪三十二年勉强报垦。至此,广袤的乌盟大地“辟地千里,垦务大兴”。

拉旺那尔布王爷在历代王爷中是比较开明的一位,他不循旧礼,体恤民情,礼贤下士,熟读蒙文,通晓满、汉语,并擅长木工技艺。据述,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曾在北京接见过拉旺那尔布王爷,见王爷身材伟岸,目光炯炯,极度豪爽,谈吐不凡,当即再赐一郡王爵位。这就是民间“双郡王”的传说。拉旺那尔布王爷在执政期间还开办学堂,对四子王旗的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四子部落经济上日渐凋零,债务缠身,便以忽济尔图向地方政府抵债,由官方放垦。光绪三十二年,又献出察罕依噜格勒图,以解经济上的困顿。其时的行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四子王旗不再直接与理藩院沟通,而须先经过绥远城将军,这自然有利于简化中央的管理,但对于蒙旗旗主而言,形式上的地位无疑是降低了。

宣统元年,归绥道成立巡警总局,先后编练巡警兵马步八旗,武川巡防营步一旗作为“外八旗后路巡防队”的一部分。其一部驻乌兰花,统领兼管带吴鸿昌。辛亥革命起,归绥义军攻至,吴鸿昌遵绥远将军堃岫命令退守归绥,乌兰花遂放弃。民国元年共和告成后,乌兰花易帜,吴鸿昌任后路巡防队统领,后调离。

宣统三年十二月,外蒙宣布“独立”,乌兰察布盟七旗中有六旗表示响应或者支持(达尔罕贝勒旗反对,是以外蒙军数次犯境),并在文件上做出响应。四子王旗拉旺那尔布都王亦对此表示形式上的拥护。而实质上。此时的内蒙诸旗民生窘迫,自顾不暇,在政见上多作“骑墙”之举,不可能得罪任何一方。

伊什楚克鲁布的弟弟伊喜车登于道光七年(公元1821年)继任王位,道光九年,伊喜车登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后于道光十七年晋升为盟长。同治二年(公元1864年),伊喜车登逝世,在位三十八年。伊喜车登二子那木海道尔吉于同治三年续任王位,同治四年被任命为副盟长,同治七年被授予三眼大花翎,同治十二年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军帅,光绪四年晋升为盟长,光绪十年逝世,在位二十一年。那木海道尔吉长子拉旺那尔布于光绪十一年继任王位,光绪十二年任副盟长,光绪二十年晋升盟长,光绪二十二年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军帅,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逝世,在位四十四年。

民国元年,四子王旗境南的武川厅改为武川县,县府于民国四年由九龙湾迁至大青山北麓可可以力更镇。民国元年八月,北洋政府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对蒙古王公采取羁縻政策,确定蒙古各部在民国地位;并改清朝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处,后于民国三年改为蒙藏院,直属国务院管辖。后来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控制京津后,改蒙藏院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归行政院管辖,阎锡山任首任委员长。部分蒙古王爷担任了蒙藏委员会委员。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而斗争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策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古反动王公和活佛搞外蒙“独立”,煽动内蒙古和黑龙江蒙古族王公叛国投俄,进而唆使和支持外蒙叛军进犯内蒙,妄图侵占我国整个蒙古地区。当时的中国政府调集军队,进行了反击侵略和平息叛乱的战争。经过爱国军民的英勇奋战,终于击退了进犯内蒙的俄军与叛军,镇压了叛乱武装,收复了内蒙全境。当时的四子王旗境内是重要战场之一。1913年上半年,王德呢吗等率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中、西部地区,滂江(当时属四子王旗,今属锡盟苏尼特右旗,位于苏尼特右旗东二十五公里处)、拜申图、大佘太诸要隘相继失陷,匪氛颇为猖獗。王德呢吗还遣军一部窜后套地区,胁迫各盟旗出兵,绕道围攻包头,于是“晋甘边境,骚然不靖”。绥远将军张绍曾任命驻大同、包头一线之晋军第一师旅长刘延森为西路司令,旅长陈希义为东路司令(以上两路仍归该师师长孔庚指挥),驻归化之朱泮藻为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协同防御,相机进剿。以上总兵力约四千余人。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军与叛军进行多次战斗,均获胜利。王德呢吗匪首于7月2日在河套被宁夏镇守使马福祥智擒。在西路军肃清窜犯后套叛军的同时,中路军亦开始反击,5月下旬,叛军二千余人盘踞百灵庙东南之黑沙土庙一带,另有千余人据守百灵庙,并由库伦派后线部队继续南来,准备进攻归化。朱泮藻决定由新到援军第八十混成团团长徐廷荣率所部为右支队;二团团副堵雪笠率该团为左支队;另将所有马队编为一一团,由团长特克慎指挥,为预备队。计划“先将黑沙土庙之匪歼灭,再进攻百灵庙”之敌。1913年7月8日,徐廷荣率右支队攻占黑沙士庙。7月10日晨,各部由后厂汗轻装出发,10时抵达百灵庙南面一带高地,并立即发起攻击。此时,百灵庙已集聚叛军五千余人,并筑有防御工事。战至下午1时,朱部攻击未能奏效,而部队已甚疲劳。又值天雨,无法露宿。朱泮藻电请暂返后厂汗,“候令行止”。张绍曾接电后,除令朱泮藻部继续进攻外,又令乌兰花一带部队向西北相机剿堵。朱泮藻接电,立即率队冒敌猛烈炮火奋勇直前,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下午4时许,叛军从百灵庙溃走。此次战斗,共毙敌四百余名,缴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给叛军以沉重打击。

1913年5月间,察哈尔军队在滂江、西苏尼特(今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作战失利。察哈尔都统、陆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派支队司令李奎元率步骑兵各两营,炮兵、机关枪兵各一连,开赴前线,加强防御。5月22日,驻守陶林以北的绥远东路司令陈希义派刘虎臣团往攻西苏尼特,中途与敌遭遇,因弹粮不济,又退回四道沟(乌兰花东七十五公里)防御。张绍曾为了防止该敌与西路叛军会合,便调中路之孟效曾旅进攻西苏尼特、滂江等地。东、西苏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库伦叛国集团,盘踞在西苏尼特王府一带的库伦叛军已增至二干余人,另在镶黄旗驻有叛军千余人,彼此互相策应,气焰甚为嚣张。随后,正白旗、镶白旗王公亦相继降附,形势十分严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发,进攻西苏尼特王府,同时要求驻马王庙之卢永祥部进攻孤山庙之敌,以为声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苏尼特王府,继克滂江。但由于卢永祥部配合不力,致使孟旅孤军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苏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里,驻孤山之敌多次截击孟旅之运输车队,使该旅的供应异常困难。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军运送粮弹,中途又遭叛军截击,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后路断绝,“马匹已倒毙三分之一,人多病,粮已告盤,子弹因连次受敌夜袭,所余无几”。张绍曾一面令东路派兵护送粮弹,一面令孟旅打通粮道。陆军部也急电卢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机进止,如不能久待,即移扎就粮,免生溃变”。卢部为敌所阻,一时不能往援,盂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乌兰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带。于是,滂江、西苏尼特王府得而复失。

9月间,卢永祥部在古鲁巴诺尔(镶黄旗东北三十二公里)与叛军交战,又遭失败。官兵伤亡较多,遂由马王庙退守托罗盖。镶黄旗、马王庙、大马群均为叛军占领。袁世凯将卢永祥“褫去中将(衔),责令戴罪立功”。时奎苏(今多伦西北约六十公里)方向之叛军鉴于多伦守军兵力较强,便往西南方向窜犯。张家口“附近要塞,已无得力兵队防守,危险情形日甚一日”。直至10月间,高在田骑兵团冒雪力战,将新苏木庙(今多伦西北约三十公里)之敌剿平后,才制止了叛军的进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势稍有好转。

在沙俄政府的压力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中俄两国从1912年11月起开始就蒙古问题举行谈判。1913 年9月,在北京重开谈判,于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在《声明》中,袁世凯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声明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俄国则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有名无实的宗主权。根据《中俄声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了中俄蒙谈判。在会议上,俄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对中国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刁难要挟。经过九个多月的谈判,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称《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实际上是《中俄声明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权的一些表面性条款。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建立绥远特别区,所辖有归绥(民国元年以绥远城粮饷同知厅并入前归化厅,始称归绥县)、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五原、东胜等八县,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及土默特旗。乌兰花镇时为武川县第一区公所所在地。国民党政府控制华北后,改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为省,地方政府和驻军继续霸占土地,侵夺牧场。这个时期,蒙古王爷们渐渐开始向往城市生活,习于奢侈浪费,也乐意以“放荒招垦”方式,加重赋役,扩大收入来源。而下层蒙古牧民的生存状况,却每况愈下起来。

民国七年,商营大成汽车公司的张家口至库伦汽车运输路线开通,通过四子王旗境内的“滂江”。民国十七年,绥远至百灵庙公路开通。后民国廿三年,克利车行试运行绥远至库伦路线,皆经过四子王旗。四子王旗在内蒙诸旗中是通行汽车运输较早的。扎萨克王班第贡扎布于抗战前购得汽车一辆,运行于四子王旗草原,主要自用。有时也用于王府——乌兰花——归绥等地的不定期运输。班第贡扎布经常在汽车上欣赏草原景色,家人远行拜佛、参加那达慕大会等也可使用汽车,他是个浪漫的王爷。

民国十三年,孔祥熙在察哈尔地区设立“五大农垦公司”,迁来大量内地农民开垦牧地,影响到察哈尔蒙古的生计。致部分察哈尔蒙古牧民北迁。遂有一部察哈尔蒙古人迁居四子王旗。

民国期间,四子王旗的寺庙教育(庙学)得到了很大发展,使蒙古族文盲率大幅降低。至解放时,蒙古族文盲人口的占蒙古族总人口数的50%,相应旗内汉族农区文盲比例却达95%。在庙学之外,还设有家塾、浩特塾(村塾)、公学,并延请很多博学多才的先生任教,为蒙古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学堂毕业的学生成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

拉旺那尔布长子班第贡扎布于民国十八年继任郡王,民国二十六年逝世,在位凡九年。1929年11 月12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西北考察时路经四子王旗,遂前往拜访班第贡扎布郡王,并互赠礼物。郡王赠赫定一块跪毯,赫定回赠一个闹钟。班第贡扎布郡王给斯文赫定留下了很和善的印象。据斯文赫定后来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的记载,其时四子部一带梅毒十分猖獗,致蒙古人口锐减,并时有匪患;四子王爷的家兵共约300人;四子王旗的图萨克奇(即协理台吉达瓦公非常富有,而且有权势,也在他的蒙古包中友好地接待了斯文赫定。赫定提出购买达瓦公的整个家庙,但遭到达瓦公有礼貌的拒绝。

当时的农业情形是:除王爷外,王府的官员、保安队员均有户口地。多则500亩,少则200亩。他们将地租给农民耕种,劳方大约实得7成到8成,上缴蒙古地主的粮款称“租银”。晋绥当局统治时期的武川县承认这项租银为合法赋税,同时:县政府也另向人民征收“粮银”,即田赋。

1934年,苏尼特右旗的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百灵庙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其目的是与绥、察省方对抗。国民政府为在西蒙地区减少德王影响,于1936 年1月批准成立“绥远省境内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简称“绥境蒙政会”。伊克昭盟沙克都尔扎布王爷任委员长,班第贡扎布任副委员长,但实际权力均在民国政府手中。

1937年10月14日,伪蒙古军配合日寇侵入归绥。1938年春,乌兰花沦陷。在日寇入绥后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蒙古军”也进入绥远,并得到日军支持,预定将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德化迁到归绥。为此于10月28日,强迫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当时内蒙西部各旗代表及绥远维持会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会议,议决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后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绥远省城归绥市为“首都”,并改名“厚和豪特”。当时伪政府下的乌兰察布盟公署辖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等六旗。班第贡扎布参加会议,续任副盟长。四子王旗和沦陷区其它旗县一样,也被迫设立日本特务机关长。但这种刺刀下的合作是貌合神离的。李守信担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后,随着日军在绥西的战略观念由进攻转为防御,四子王旗的伪“蒙古军”驻防分布也暂时稳定下来,伊恒额的伪“蒙古军”第五师驻扎在了四子王旗。伊恒额原为卓盟土默特左旗的统领,后来在1938年底,由于国内抗战局势的急转直下,伊恒额对于“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向李守信递上坚决不干的辞呈,德穆楚克栋鲁普遂任命韩凤楼为第五师的师长。1945 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伪“蒙古军”第五师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

1938年8月下旬,八路军第120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以第358旅第715团(团长王尚荣,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人,时年仅23岁;于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由原第358旅政委李井泉和旅参谋长姚喆率领,从晋西北之平鲁等地出发,向绥远省挺进。9月1日夜,支队主力跨过平绥铁路(今京包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与当地蒙、汉两族人民游击队会合,随即积极展开创建根据地的活动。9月3日,支队首先袭击陶林城,歼敌一部,尔后挥师西进,攻取大滩。9月10日,四子王爷府家兵(时所谓“袍子队”)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八路军遂袭占乌兰花,打开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局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袭占乌兰花后,王尚荣团长为了争取不同日寇、伪蒙疆政府合流的四子王旗的王爷苏达那木朝格吉,使王爷府武装避免与抗日武装发生不必要的摩擦,便派人和四子王爷的代表谈判,很快争取到四子王爷的合作。支队在初入大青山地区之际,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还赢得了团结蒙古族人民、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胜利。支队以大青山为中心,成立了绥蒙行署、绥中专署,在大青山则扩张了骑兵支队、骑兵2团及4支队。到1941年,专署成立了武川县与陶林县两个县政府,负责筹措大青山骑兵部队的粮草经费。后大青山支队在旗南境成立武川一、二联区抗日民主政府,和日寇与内蒙古亲日伪政府作坚决的斗争。武川县政府在1940年分划区政府时,将乌兰花划为第一区,西河子划为第二区。第一区因敌伪控制严密无法单独设区,所以成立了一个第一、二区联合区政府。区内农牧区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人口近10万人,其中蒙古族同胞约6000人。绥中专署在1941年夏季派民政科长张希豪到武川县一、二联区检查财粮征收工作,在与伪蒙军的冲突中不幸牺牲。

在伪蒙疆政府期间,1942 年,旗内查干敖包苏木白音宝力格嘎查兴办了两所女子学校:阿日特斯格小学和策根达赖小学。四子王旗原驻王府(杜尔伯特),40年代迁昌汗博拉更。

1945年8月10日,伪“蒙古军”第九师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乌力吉敖其尔师长的率领下,从武川县六合营将部队开到乌兰花镇,并召集到防卫第六师,随即击毙日本教官,在乌兰花镇宣布起义,即为“8▪10起义”。其时,苏蒙联军已经在中蒙边境集结。部队起义后随即开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整训,1946年1月方返回国内。

平津战役后,国民党多支部队及蒙匪苏和巴特尔等部糜集于四子王旗南境。1949年2月初,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锡察军区骑兵部队分三路拟围歼驻四子王旗南部西河子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旅,和驻乌兰花的鄂友三骑兵12旅,对方发现后撤逃。锡察军区骑兵部队后歼灭四子王旗带兵总管妄图进行对抗之部队。四子王旗大部遂被共产党部队控制。1949 年9月19日,随着绥远和平起义,四子王旗全境也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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